發展經濟學理論有一條定律，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后，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人越來越富、卻越來越不快樂，而在剛剛過去的2004年，不快樂的事情困擾著人們……

　　2004年全國自殺的人數達28萬，自殺是15-24歲年齡組的第一死因。跟這一年中國因車禍死亡的人數不相上下。兩者均為全球第一。

　　有傳媒倡導，除國民生產總值GDP外還應加上一個“國民幸福總值”GHP，以此完善國家發展的指標體系。在一次接受鳳凰衛視采訪中趙本山坦言：“誰能在中國得到真正的快樂？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圍的人，他們都不是很快樂。”這句話從一位大眾笑星嘴里說出來別有一番滋味。

　　中國六城市幸福指數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學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行為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奚愷元與《瞭望東方周刊》合作，對中國6大城市進行了一次幸福指數測試。測試表明，在每個城市里面，收入水平與幸福指數直接相關，收入越高越幸福。6大城市的幸福指數從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難道“錢”成了衡量中國人幸福與否的標準？……

　　中國幸福的轉瞬而逝

　　誰都希望幸福是永恒的，可是，在2004年，卻有很多幸福轉瞬而逝，彩票變成廢紙、名譽瞬間詆毀、誹聞當道娛樂……讓人們感覺什么事都是不確定的。

　　2004年，什么都是不確定的

　　陜西少年劉亮的寶馬彩票一轉眼變成了廢紙。小劉的“死磕精神”促成了一場彩票廉政風暴。上海的陸德明因一次嫖娼案從大學教授淪為被同情或被譴責的對象。同情者說，改革開放都25年了，社會對于性的自由化、商品化，以及對性產業的寬容度應該增大。有人甚至主張部分地承認娼妓的合法性，以減少性犯罪、解決性比例失調、單身者(特別是民工)的生理欲求等問題。

　　一位社會學家曾一語道破，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受益者是我們的生殖器。性學專家胡佩誠等提出中國正進入一個“性小康”階段。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說中國社會已進入“性化”高峰，什么皆跟性扯上干系。杜蕾斯的一項調查“中國人平均19.3個性伴侶、全球第一”則將性炒上了娛樂巔峰。

　　這個“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禍根。2004無疑又是緋聞年。婚外情讓貝克漢姆更受商家寵愛。緋聞后他的商業價值不但未損，反而上漲。緋聞的商業價值隨時代標準的改變而升降。中國人的標準正向國際看齊，卻又似是而非。

　　一位娛記在采訪“趙饒事件”時直言不諱，“您(指趙忠祥)就是為了娛樂我們大眾的”，惹得趙破口大罵：“你混蛋！”影視界、演藝界、體育界或學界，每檔事中的“受害人”總是擺出一副“跟你死磕”的架式。且受害程度越深帶來的大眾娛樂性越強。每一次緋聞炒作都無一例外地成為媒體們的狂歡。昨天的緋聞是“把他搞臭”，今天的緋聞是“把他炒香”。只是中國式緋聞多少都帶有一點“跟你死磕”的娛樂精神。

　　中國，“得有點自己的幸福”

　　一位酒店老總在一次閑聊時感慨，這都成什么社會啦，男的浮躁，女的蠻橫。跟西方走，不是被人家氣死，就是自己跳樓死。與其這樣不如找到自己的東西。想來想去還是孔夫子。所以他在酒店里掛上“子曰”的紅燈籠，并說“得有點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東西——中國的信仰：2004年有180對新人在孔子像前大盟婚誓。在中國孔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回歸誠信、忠誠等古樸美德成為時代的呼喚。腐敗進入官場，腐敗進入學校和幼兒園，連知識分子這個看管社會良心的階層也在所難免。甘肅出的《讀者》，這本幾個人摘編的小雜志之所以能風行神州二十年、居全國發行量之首，就是因為它宣揚了一種古樸美德，在社會整合功能上，《讀者》是宗教書的代用品。11月25日中國城市突然流行感恩，我們只對具體的人或事有感覺，信仰是虛無縹緲的。

　　自己的東西——中國人的寬容：道歉也能成為一種美德。2004流行道歉，緋聞者道歉，足協道歉，官員道歉，連西安彩票案主犯也向全國彩民道歉。對于一個經歷十年“文革”災難都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道歉的國家，這是一大進步。道歉的對應詞是寬容。寬容總比“跟你死磕”好。

　　自己的東西——中國式消費：2004，消費主義的大旗高高飄揚。中國人繼續在“為情困、為錢忙”的借口下樂此不疲。一句“我能”的廣告詞響徹大江南北，中國人越來越能，中國游客的豪氣令世界刮目相看。物質世界琳瑯滿目，精神世界空空蕩蕩。經濟增長是9.3%，社會生活是布朗運動。這就是2004我們的現狀。

　　趙本山在那次采訪結束時忘不了告誡觀眾，“別作(zuo)出事兒來，好好活著，”無獨有偶，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在年初時發表過一篇社論：“2004，我們只想好好活著”，表達出該報編輯們當時的心態，也昭示著這個風風雨雨年頭人們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