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雅虎今年通過30萬份有效調查數據，描繪出了一幅普遍中國人眼中的中產者圖譜：月收入在萬元以上；開標致307或奧迪A4轎車；住明星樓盤；用IBM、索尼、三星等筆記本電腦辦公；用索愛、摩托羅拉、諾基亞的高級手機；經常出入五星級豪華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長城卡這樣的銀行卡刷卡消費；向往的旅游地點是“法國、東南亞以及東部非洲”等等。

　　他們是有產者，比大多數人物質更豐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在上行的中國社會里，他們是抓住了機會的人；他們的煩惱，也折射著中國發展青春期和中國法治青春期的煩惱。基于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存在爭議，你不確定他們是誰，但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

　　之一 社會轉軌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狹的想法，但仇富心態在發展不均衡的中國仍有土壤。每一個富豪的倒下，都引來整個社會的“痛打落水狗”。當社會的仇富意識抬頭，客觀需要更多的中產者作為保持社會穩定心理的杠桿。有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超過30%，這個社會就會相對穩定；超過40%，就達到穩定期。中國現在的中產階層是一根脆弱的杠桿。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起，綁架對象主要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但富豪們可以請保鏢，可以住進保證私密性的豪宅別墅，而中產沒條件。擁有產業和一定財富的中產在對被搶劫、被偷盜和成為罪犯目標的擔憂中，存在對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懼；另一方面，他們對自身的經濟地位同樣具有危機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產者需要在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中尋找對自我的認同。某天，在打開日本產的汽車車門，站在中高檔公寓門口時，某個中產階層的大腦中極可能掠過一個問題：“我比周圍的人都安全嗎？”

　　之二 沒有房東只當租戶的“有產階級”

　　中產階層像葛朗臺重視金幣般重視他們手中的房產和愛車，并認為這兩樣東西絕對關乎中產生活的所有權。對此，法律是否予以他們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機動車負全責”對車主可能造成的負擔，到最近房屋所有權的“70大限”的熱議、《物權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風吹草動，觸動著這些中產者敏感的神經。

　　中國現行法律規定居住用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學工商管理系教師王怡說，在目前的地權制度下，不過是“每個人都暫住在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房東”，而這個房東就是國家。2005年7月10日，《物權法》，這個我國第12部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對中產者最關心的“70大限”問題給出了一個相關答案。根據草案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續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國家對于個人使用的土地有無償收回的權力。如果不申請續期，當土地被國家收回的時候，國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過后對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補償則未作規定，物權法草案對此亦保持沉默。這種法律上的沉默，可能為侵犯私人財產權留下了隱患。

　　有了好車，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負上比行人更大的責任；有了好房子，卻要擔心法律上房產權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斷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現實下，多賺點“金幣”才能消彌葛朗臺們心中隱隱約約的不安感。

　　之三 工作狂變成了過勞死

　　廣州一地產公司的設計部主管阿富，每天在電腦前工作超過15小時，他的口頭禪是：“一天不工作，我覺得就會被世界拋棄。”中國式的中產階層薪水不斷升級，卻沒時間享受生活。他們從來不把體力透支當一回事，渾身無力、容易疲倦、思想渙散、腰椎勞損等等如家常便飯。“30歲的脖子60歲的頸椎”，成為中產階層工作狂的寫照。包括教師、記者、研究人員等職業的中產者總有職業病，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每況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產階層的壓力無法排遣，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癥、自殺早就不是新聞，自我期許與競爭意識到頭來反刃自傷。中產階層總是感覺沒有人分擔他們的所思所慮。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證自己的樓、自己的車能夠繼續供下去，才能保證孩子的學費甚至將來能出國留學，才能保證負擔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醫療費。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壓力下，最不幸的結果是，一個中產者先是變成了一個工作狂，然后變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或者一個“過勞模”。

　　之四 職場如戰場的晉升壓力

　　面對競爭壓力，中產者要保護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則一切風光霽月將成為過去，自己難免成為社會的又一個新貧族。這種心理正給中產者造成心理上的負擔。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據對31875名不同職業人士的調查數據統計分析，列出了一個“職業壓力排行榜”，發現中層管理人員的壓力指數高居榜首。壓力分數從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層為80分；經理層為75分；教職員工為75分；一般管理技術人員為72分；醫務工作者為68分；社區人員為68分；下崗人員為68分；礦工為60分；一般企業工人為59分。其中，中層管理者的社會環境、個人成就和社會支持壓力排名并列第一。處于事業上升期的中層管理者們既要承擔如何提高業績表現的壓力，又要承擔著調動整個團隊、協調眾人工作任務的壓力，還要承擔子女撫養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的壓力，諸多重擔壓在身上，難怪人們看到他們大都是一臉嚴肅的保守派。

　　面對各種壓力和前途危機，“再學習”成為了部分中產階層的共識。從1991年中國9所高校開始正式招收MBA新生起，MBA在短短的10余年內迅猛發展，無數具有危機感的中產階層選擇將MBA作為自己的一個戰場和跳板。在雙休日，總有中產者的高級轎車密密麻麻停在大學校園的林蔭道上。
　　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雅虎今年通過30萬份有效調查數據，描繪出了一幅普遍中國人眼中的中產者圖譜：月收入在萬元以上；開標致307或奧迪A4轎車；住明星樓盤；用IBM、索尼、三星等筆記本電腦辦公；用索愛、摩托羅拉、諾基亞的高級手機；經常出入五星級豪華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長城卡這樣的銀行卡刷卡消費；向往的旅游地點是“法國、東南亞以及東部非洲”等等。

　　他們是有產者，比大多數人物質更豐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在上行的中國社會里，他們是抓住了機會的人；他們的煩惱，也折射著中國發展青春期和中國法治青春期的煩惱。基于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存在爭議，你不確定他們是誰，但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

　　之一 社會轉軌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狹的想法，但仇富心態在發展不均衡的中國仍有土壤。每一個富豪的倒下，都引來整個社會的“痛打落水狗”。當社會的仇富意識抬頭，客觀需要更多的中產者作為保持社會穩定心理的杠桿。有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超過30%，這個社會就會相對穩定；超過40%，就達到穩定期。中國現在的中產階層是一根脆弱的杠桿。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起，綁架對象主要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但富豪們可以請保鏢，可以住進保證私密性的豪宅別墅，而中產沒條件。擁有產業和一定財富的中產在對被搶劫、被偷盜和成為罪犯目標的擔憂中，存在對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懼；另一方面，他們對自身的經濟地位同樣具有危機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產者需要在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中尋找對自我的認同。某天，在打開日本產的汽車車門，站在中高檔公寓門口時，某個中產階層的大腦中極可能掠過一個問題：“我比周圍的人都安全嗎？”

　　之二 沒有房東只當租戶的“有產階級”

　　中產階層像葛朗臺重視金幣般重視他們手中的房產和愛車，并認為這兩樣東西絕對關乎中產生活的所有權。對此，法律是否予以他們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機動車負全責”對車主可能造成的負擔，到最近房屋所有權的“70大限”的熱議、《物權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風吹草動，觸動著這些中產者敏感的神經。

　　中國現行法律規定居住用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學工商管理系教師王怡說，在目前的地權制度下，不過是“每個人都暫住在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房東”，而這個房東就是國家。2005年7月10日，《物權法》，這個我國第12部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對中產者最關心的“70大限”問題給出了一個相關答案。根據草案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續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國家對于個人使用的土地有無償收回的權力。如果不申請續期，當土地被國家收回的時候，國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過后對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補償則未作規定，物權法草案對此亦保持沉默。這種法律上的沉默，可能為侵犯私人財產權留下了隱患。

　　有了好車，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負上比行人更大的責任；有了好房子，卻要擔心法律上房產權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斷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現實下，多賺點“金幣”才能消彌葛朗臺們心中隱隱約約的不安感。

　　之三 工作狂變成了過勞死

　　廣州一地產公司的設計部主管阿富，每天在電腦前工作超過15小時，他的口頭禪是：“一天不工作，我覺得就會被世界拋棄。”中國式的中產階層薪水不斷升級，卻沒時間享受生活。他們從來不把體力透支當一回事，渾身無力、容易疲倦、思想渙散、腰椎勞損等等如家常便飯。“30歲的脖子60歲的頸椎”，成為中產階層工作狂的寫照。包括教師、記者、研究人員等職業的中產者總有職業病，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每況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產階層的壓力無法排遣，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癥、自殺早就不是新聞，自我期許與競爭意識到頭來反刃自傷。中產階層總是感覺沒有人分擔他們的所思所慮。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證自己的樓、自己的車能夠繼續供下去，才能保證孩子的學費甚至將來能出國留學，才能保證負擔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醫療費。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壓力下，最不幸的結果是，一個中產者先是變成了一個工作狂，然后變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或者一個“過勞模”。

　　之四 職場如戰場的晉升壓力

　　面對競爭壓力，中產者要保護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則一切風光霽月將成為過去，自己難免成為社會的又一個新貧族。這種心理正給中產者造成心理上的負擔。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據對31875名不同職業人士的調查數據統計分析，列出了一個“職業壓力排行榜”，發現中層管理人員的壓力指數高居榜首。壓力分數從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層為80分；經理層為75分；教職員工為75分；一般管理技術人員為72分；醫務工作者為68分；社區人員為68分；下崗人員為68分；礦工為60分；一般企業工人為59分。其中，中層管理者的社會環境、個人成就和社會支持壓力排名并列第一。處于事業上升期的中層管理者們既要承擔如何提高業績表現的壓力，又要承擔著調動整個團隊、協調眾人工作任務的壓力，還要承擔子女撫養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的壓力，諸多重擔壓在身上，難怪人們看到他們大都是一臉嚴肅的保守派。

　　面對各種壓力和前途危機，“再學習”成為了部分中產階層的共識。從1991年中國9所高校開始正式招收MBA新生起，MBA在短短的10余年內迅猛發展，無數具有危機感的中產階層選擇將MBA作為自己的一個戰場和跳板。在雙休日，總有中產者的高級轎車密密麻麻停在大學校園的林蔭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