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蟻族問題的提出者、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廉思關于蟻族問題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蟻族Ⅱ——誰的時代》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蟻族Ⅱ》一書發布了以廉思為首的蟻族研究團隊的最新研究成果“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報告”，并對前一部調查報告《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出版以來的各類社會信息進行了全方位的反饋。

　　2009年9月，《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出版，首次提出了蟻族概念——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并且將蟻族列入了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蟻族也成為2009～2010年最熱的關鍵詞之一。2010年，以廉思為首的的蟻族研究團隊再次深入蟻族聚居的城鄉接合部進行調查，并在此基礎上發布了“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報告”。

　　“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報告”有哪些特點?它與課題組的前一次調查相比，有什么新變化?筆者專訪了廉思副教授。

　　“三降四升、五多五少”的現實

　　2010年進行的第二次蟻族調查，與2008年、2009年的第一次有所不同。2008年、2009年的調查對象為聚居在北京市的蟻族，而2010年的調查對象則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重慶、南京7座城市，共回收有效問卷4807份，是第一次全國范圍的蟻族抽樣調查。在《蟻族Ⅱ——誰的時代》一書第五章中，研究團隊分別從基本情況、身份認同、教育狀況、社會不公平感、網絡行為五個方面對調查結果進行了深度分析。

　　據廉思介紹，此次全國范圍的蟻族調研結果，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概括起來就是“三降四升，五多五少”。

　　“三降四升”，是對全國蟻族生存狀況的動態描述。“三降”是指蟻族群體中失業比例在下降，沒有工作的蟻族比例從2009年的18.6%下降到2010年的10.1%;在公有制企業任職的蟻族比例在下降;蟻族對平等戶口政策的需求在下降。

　　“四升”指的是蟻族的學歷層次在上升，擁有研究生學歷的蟻族比例由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畢業于211工程院校的蟻族比例達到28.9%，而在前一次調查中，畢業于211工程院校的蟻族僅占10%。另外，30歲以上的蟻族比例在上升，達到了5.5%;對相關住房政策的需求在上升，與2009年相比，上升了5個百分點。

　　“五多五少”則是對蟻族生存狀況的靜態描述，具體包括下層多、上層少，八成蟻族出身中下層，七成蟻族包括父母收入在內的家庭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支出多、結余少，不斷上漲的房租和通脹效應使得大部分蟻族生活支出負擔加重，結余很少或者沒有，近五成蟻族收不抵支;關注社會民生的多、關注生活家居的少，在社會問題的關注度上。

　　三成蟻族關注社會民生問題，僅有不到1%的蟻族關注生活家居;身份認同的多、家長了解的少，八成受訪者認同自己的蟻族身份，但是家長對這一概念的了解很少;歸因社會的多、思考自己的少，近六成蟻族認為是社會因素造成了自己相對窘迫的生存狀態，僅有一成多的蟻族認為是個人原因造成的。

　　學歷在升高，生存狀況在惡化

　　在第一部蟻族研究報告《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中，蟻族的畢業院校分布構成引起了極大的社會關注度。報告顯示，在接受調查的北京蟻族中，只有約10%的蟻族畢業于211工程院校，其余90%的蟻族都畢業于普通院校或職業院校。

　　從2009年的數據看，大學“牌子不夠響”是導致大部分蟻族在職場上競爭力有限的一個重要原因。回顧北京最大的蟻族聚居村唐家嶺的形成時間——2003年，即1999年高校首批“擴招”大學生畢業的那一年，我們也不難得出結論：大量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心儀的工作，與大學培養了“過剩”的人才有關。

　　然而，“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報告”卻顯示：蟻族中畢業于211工程院校的比例為28.9%，相比2009年的數據，上升了近兩倍，這個比例甚至超過了畢業于職業院校的蟻族數量。擁有研究生學歷的蟻族比例，更是從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

　　“連研究生都會淪為‘蟻族’，而且比例還在上升，這說明高學歷已不再是高收入、高待遇的標志了。”廉思嘆了口氣。他告訴記者，畢業于重點院校的學生往往從小就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父母和自己的期望相對都比較高，所以，他們更希望留在大城市發展，不愿意回老家工作。倒是那些畢業于普通高校的大學生，容易接受現實，回鄉工作。而大專院校、職業院校畢業的學生由于有一技之長，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不容易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境地。2010年全國蟻族生存狀況調查顯示，全國蟻族的平均月收入為1900元左右，與2009年的第一次調查相同，而蟻族的月支出卻上升了，由2009年的1670元上升為2010年的1867元。這意味著，蟻族們的生活狀況正在不斷惡化，經濟狀況普遍已經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

　　困境中堅守，因為有夢

　　“這些年輕人之所以還留在大城市奮斗，更多的是看重大城市有數量多且相對公平的發展機會。”廉思說，“在小城市和農村，人情關系網往往更復雜，沒有過硬的關系，要找到合適、體面的工作更難。”

　　“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狀況”調查報告的第四章“蟻族的社會不公平感研究”顯示，79.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處于社會的“中下層”及“底層”，這與大學畢業生一度被稱為“天之驕子”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與此產生鮮明對比的是，83.6%的被調查蟻族認為，自己的經濟地位會在未來五到十年內提升，65.6%的蟻族對自己未來的成功非常有信心，56%的人認為，他們會在將來的五至十年內，成為社會精英階層。

　　報告還顯示，被調查的蟻族中，認可自己蟻族身份的比例較高，有80%的人認可自己現在或曾經是蟻族。然而，對于蟻族是否屬于弱勢群體，則意見不一。認為“是”和“不是”的比例，分別占47.9%和50%。這意味著，半數左右的蟻族并不認為自己是繼農民工、下崗職工和農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

　　“‘蟻族’對未來抱有良好的預期，也很自信，但對于自己未來能否躋身社會上層，成為精英和準精英，則又抱有疑慮。”廉思分析，“他們能夠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中，堅守在大城市里奮斗，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夢。”

　　與對未來的“自信滿滿”相比，我們從另一個數據中，又能看到蟻族的一點重要變化。廉思的團隊在2008年和2009年的調查中發現，蟻族們普遍懷揣著“三年買車、五年買房”的近期目標。而201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57.6%的受訪者表示，未來五年內不準備買房。廉思分析，是居高不下的房價，讓蟻族們的買房夢徹底破滅了，他們也逐漸開始“務實”。

　　窘境是社會不公導致的

　　最新的調查成果顯示，近六成蟻族認為，是社會因素造成了自己相對窘迫的生存狀態，僅有一成多蟻族認為，是個人原因造成的。

　　“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沒有一個叫李剛的爸爸。”據廉思介紹，在調查過程中，說到自己暫時的窘境，很多蟻族對“官二代”、“富二代”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情緒。

　　調查發現，蟻族的社會公平感普遍不高，只有18.9%的蟻族認為，當前的社會是較為公平的。關于未來五到十年中國社會公平狀況的趨勢，持悲觀態度的蟻族占六成。調查組通過關聯分析還發現，蟻族的社會公平感與他們的家庭經濟地位和個人月收入有較強的相關性。家庭經濟地位越高，個人月收入越高，社會公平感越強，對社會公平趨勢的判斷越樂觀。

　　此外，有65.1%的蟻族認為，“現在司法不公正的現象突出”。

　　蟻族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歸因，排在前三位的因素是“權力”、“家庭出身”、“階層”。他們對于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和各種尋租行為極為不滿，對社會資源的世襲和繼承有較強的不公平感。通讀《蟻族Ⅱ——誰的時代》一書前四章，讀者不難發現，這種情緒表現得相當強烈。

　　“現在社會上可以繼承的不僅僅是財富，甚至包括權力。”廉思分析，如果說“富二代”繼承父輩的財富是合理合法的，那么，現在普遍存在的“官二代”繼承父輩權力的現象，則不能讓出身貧寒的蟻族接受。“官二代”可以通過父母的人脈找到好工作，甚至有的公務員職位是專門為他們安排的。這使蟻族心理上更感到不平衡，對“富二代”和“官二代”產生了極強的仇視情緒。

　　“蟻族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這種情緒的普遍積累，將在很大程度上使社會不穩定因素聚集，這是非常可怕的。”廉思說。

（張華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