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又是快樂假期，學生暑期補課是繞不開的話題。俞可博士將學生“減負”難的原因之一，歸為忙碌家長對家庭教育“外包”的認識誤區。另外，本文認為，父母為與孩子共同成長，理應不斷自我學習、自我提高

　　上月底，華爾街巨騙麥道夫在紐約被判刑１５０年，成為美國史上獲刑時間最長的“白領罪犯”。次貸款風波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無可辯駁地證實，是金融家在制造金融危機。筆者由此聯想到教育。從童年恐慌到考試吃人，一系列教育貧困，又是誰在興風作浪呢？照筆者看來，正是教育者肇發教育貧困。

　　今年六一期間，正值上海市第六次少先隊代表大會召開。市少工委在全市少先隊員中開展了“代表提提案，隊員表心愿”活動。減輕課業負擔、向往快樂學習，以６７.１％成為當今少年兒童第一愿望。不少孩子反映，家長對學校的“減負”措施置若罔聞，反而趁著周末假期“增負”。而新近出爐的《閔行區小學生課業負擔情況調查報告》對課業負擔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２２.７９％的學生視老師布置的作業數量多、難度大；７８.２１％的學生指出，課業負擔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經常加碼。“減負”難的矛頭直指家長！

　　教育服務外包成商品市場經濟體制下，由專業人士提供教育服務成了商業產品，這本無可厚非；在知識爆炸的時代，童年的認知擴展已遠遠超越了家庭教育范疇，這亦在情理之中。

　　環顧左右就可發現，這類衍生出來的供求關系無處不在：在各類幼兒教育展上，嬰兒口語、幼兒芭蕾、啟智搖籃、潛能課程、學鋼琴等幼兒教育產品如潮水般向年輕的父母涌來，７個月的嬰兒便“端坐”課堂聆聽“全方位領袖課程”；寒暑期，為了不讓孩子閑在家中，懵懂的幼童便被家長送去“新聞啟蒙班”、拉丁舞培訓班、兒童性教育夏令營；對于所謂的“問題孩子”，西點男孩學校暑期夏令營、意志力訓練班，諸如此類的“魔鬼訓練”炙手可熱；實施封閉式、準軍事化管理的“縣中模式”備受自稱沒時間教育孩子的家長青睞與推崇；作為第一家富二代教育機構的某培訓學院，其兩年全日制高達８０萬元的學費，并未阻止家長搶占“制高點”的步伐。據說，６５８種教育理論在中國的上空漫天飛舞，父母們有的隨波逐流，有的堅貞不渝，更多的是無所適從……

　　這些本為人父母責任義務的家庭教育行為化作商品，又被家長們瘋狂采購、縱情消費。家庭作為人類最為本真的養成機構，也在這教育消費的過程中化解、消弭。

　　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城市的家庭教育支出半年的全國平均值是３６３３.９元，且校外教育支出已達到校內支出的３倍；而該校的另一項最新研究則表明：從上世紀９０年代至今，我國青少年的健康水平逐年顯著下滑。

　　有關數據顯示，現在七成以上有孩子的家庭，日常生活均以孩子為重心，那么，學生快樂指數在校何以高于在家呢？

　　不久前公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高中生“經常和父母聊天”最低，煩惱無人傾訴的比率則最高。甚至在一份中國科學院診所對近千名學生的調查報告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家長被孩子認定為“不合格家長”。

　　一方面是家庭教育消費需求在無限膨脹，另一方面是商品市場的教育資源被無節制地開發、破壞性地挖掘，且兩者并未生成張力，卻在編制教育的貧困。

　　美籍華人學者薛涌在《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一書中，把這類現象稱作教育“外包”：美國的中高產階級認為，一切都可以“外包”，但子女的教育不能“外包”給他人，一定要自己籌劃、操作、監督。這種態度，建筑在獨立的家庭價值之上。其實，中國父母在教育上并未缺席，“多陪”父母早已成為華夏大地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陪行”、“陪練”、“陪訓”、“陪讀”。面對教育“外包”，“多陪”父母在教育上卻是缺位的。

　　家庭教育呼喚主動踐行由此看來，所有商品化的教育服務，是一概針對當今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家庭價值的淪喪應運而生的，是家長有病孩子吃藥。當父母僅僅將家庭價值圈定于明確的撫養職責范疇之內的時候，親子之間，就會產生情感上的脫落和價值上的隔膜。

　　這幾年，作家們紛紛著書傾訴親子互動、體味家庭教育、直視學校教育：臺灣作家龍應臺的手札《孩子，你慢慢來》以及與兒子的兩地書合集《親愛的安德烈》，北京作家王朔的“心靈散文”《致女兒書》和半自傳體小說《和我們的女兒談話》，武漢作家池莉的“母親歷程”《來吧孩子》、《怎么愛你都不夠》，上海作家俞天白與留德博士兒子長達十四年的書信對話集《留德家書》等。

　　讀者捧讀后先是甘霖般的舒爽，隨即是賞賜般的感激，最終卻是迷途般的四顧茫然：名人的個體實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廣泛復制？在教育情境盤根錯節的因果迷宮中，以作家父母為代表的社會精英父母所展露并期望與讀者分享的教育經驗乃至教育理念，往往只是逼仄于自我經歷的主觀感受。

　　上述這些精英寶典的真正價值并不在于放諸四海皆準，而在于這些社會精英審問當今教育貧困的豪氣，以及拷問自身精神貧困的勇氣。

　　每年發布的“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國民閱讀率持續走低。而《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得出如下結論：一方面，子女教育開支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年齡的增長，公眾自我教育的開支逐漸遞減。

　　春秋時期，先賢們便知曉“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家長要與孩子對話，與經驗對話，與專業知識對話，與反思對話，更要與思想對話。家庭教育呼喚的不僅僅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那份虔誠心，還需要家長有思想地去主動踐行。

　　紀伯倫在《先知》中吟誦道：“那在殿宇的陰影里，在弟子群中散步的教師，他不是在傳授他的智慧，而是在傳授他的忠信與仁慈。假如他真是大智，他就不命令你進入他的智慧之堂，卻要引導你到你自己心靈的門口。”為人父母者，為子女敞開認識、理解和發現的地平線，或許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