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網癮少年訓練營致人死亡事件被曝光，13相關責任人被刑拘。事后，有陌生電話打到了華中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被稱為“中國治網癮第一人”的陶宏開家里；對方開口就說“我要殺了你。”，陶教授很風趣，哈哈大笑的說“可以，你來吧。”然后掛掉了電話。 　　

　　確實陶教授可以笑得很爽朗，也可以笑得很開心，一是因為打電話的人很無聊，二是因為死的人和他沒關系，花錢受訓的也不是他，受損的更不是他，相反他還是“中國治網癮第一人”，只是一個開創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好像事與他毫無關系。 　　

　　“網癮”一詞究竟是什么出現的已經沒有查究的意義了，但從看到這詞開始，筆者內心便有一種抵制的壓抑；首先，筆者不認為網癮是一種病態，也未必需要通過什么訓練營來象“戒毒”那樣做治療。但我們看到，自從有“網癮”這個說法以來，背后便隨之出現了所謂的網癮治療中心、網癮訓練營、戒除網癮療法。這些打著治療網癮旗號的機構其目的真的是想為那些迷陷網絡的網民解脫嗎？從媒體報道和那些問題少年發出的聲音來看，網癮治療好像并沒有獲得什么實質的效果，相反我們卻看到從中這些為網癮“奔波”的人從中獲取不少好處。

　　自從網癮一說出現以來，我們總感覺到有一群人在背后推波助瀾大搞大炒。站在臺前的時候，穿著學者的外衣說網癮是病，回到臺后便換回了白大褂開診所治病，這到底是什么關系，什么邏輯？在筆者看來，網癮無非是被夸大炒作的“精神病”，它是利用了很多家長對此著急無策、被渲染受影響的心理，讓他們把問題少年送進這些團體所關聯的“治療中心”從而間接達到謀利的目的。究竟治療的手法是否合適合乎科學而且有效，那就只有試過的人才知道了。 　　

　　南寧網癮少年訓練營致人死亡事發之后，各方紛紛發表意見，認為是治療手段不當，治療管理不規范所致；但筆者認為，問題還遠不止這些。因為治療網癮出現人命案，一方面是互聯網行業的社會責任做得還不夠，在國內，互聯網企業大多數都只考慮自己利益，而忽略了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比如如何正面引導網民心理的健康發展。去年筆者記得有家網游公司提出“限時在線”的防沉迷措施并付諸實行，但這種做法并沒有得到行業內其他企業的積極響應，導致最后不了了之。其實，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些網絡游戲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需要花費網民大量的時間甚至金錢去游玩，于是這些虛擬生活便被當做了網民現實中的精神依賴。 　　

　　拿社交網游來說，在信息發達時代，人們現實的社交生活并不可能完全依靠網絡來維系。因為我們知道人與人的交際與溝通還是需要更多的面對面、需要更多的利用肢體、表情來達成的，而這些在網絡上是不可能100%實現的。所以，筆者對于沉迷網絡的心理，認為不能把它當類似“吸毒上癮”的情況對待，因為現在的所謂治療手段、和現象評定都還只是某些人的理論而已，至于應該怎么治，怎么防，我認為還有待慎重研究，當然，我不反對大家關注重視這一現象。 　　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網民的暴增，各種各樣健康不健康的心理現象也逐漸出現，但這些并沒有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他們也沒有發動專家學者去研究或者出臺一些有效的引導辦法來；于是一些打著“為網民服務”旗號的個人團體便頻繁的出現在公眾面前成為了“救命菩薩”，事實上這些“救命菩薩”并沒有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相反卻因為缺乏被監管、和利益的驅使而出現違法致人死亡的現象。

　　為治療網癮獻出生命的鄧森山 　　

　　所以，這次南京網癮訓練營致人死亡事件，筆者認為相關部門有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在對一些沒有經過論證、沒有充足的科學依據的所謂訓練和治療機構任其馳橫，如果在此之前各方能多以關注和規范的話，這個問題還會演變成悲劇嗎？如果網癮治療中心能在有關部門的監管下運作，能有相關的規定進行約束，那還會出現今天的悲劇嗎。 　　

　　說一千道一萬，這篇網癮，是炒出來的“精神病”不是在悲劇過來指責誰對誰錯，只是想站在一個普通網民的角度，讓大家對真相有個更清楚的認識，同時也希望有關方面能以這次事件引以為鑒，盡快行動起來，為網民，為中國的互聯網做點應該做的事，而不是一味的想在哪里炒作忽悠撈點什么，叩謝。